讲好爱卫故事除了药方,他还开健康处方

　图说：杨秉辉采访对象供图“在我还很小的时候，记得看见马路上贴着一张宣传画，画的是一只苍蝇在丢炸弹，那是告诉民众苍蝇丢的是能引发霍乱的‘细菌炸弹’。”谈及与爱国卫生运动结缘，我国著名医学家、医院原院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荣誉理事长杨秉辉教授说是始于儿时见到的一幅宣传画。 　　上世纪50年代，他踏入医学院，进入卫生行业，从“除四害讲卫生”开始，作为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见证者，他一直 　　杨秉辉回忆那年他14岁、上初中二年级，一个偶然的机会查出患了肺结核，揣着X光摄片报告，对着“浸润性病变”“干酪样病灶”等医学专业名词百思不得其解。问医生，医生似乎觉得没有必要回答，当然也确实不容易解释。病虽然是看好了，但心中的疑问一直存在。 　　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医院成了内科医生。在门诊时，他总是愿意多花一些时间，为病人解释病情。结果是大受欢迎，不少病人点名要看他的门诊。“年轻时期的经历，让我与医学科普结下不解之缘。我认为，向民众普及医学知识是医生应尽之责。”杨秉辉说。 　　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与同事们前往江苏某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调查发现当地肝癌高发，可能与当地居民大量饮用塘水、沟水等不清洁的水、摄入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粮，以及当地乙型肝炎流行有密切关系。在建议居民饮用较为洁净的深井水、预防粮食霉变和肝炎感染的同时，杨秉辉与同事们在当地居民中，采用检查甲胎蛋白的方式筛查早期肝癌。 　　没有焦黄面色、腹大如鼓的症状，仅凭一两滴血就能判断生了肝癌？农民们不相信，查出有问题也不愿治疗，认为肝癌是“不治之症”。这让杨秉辉认识到：验一滴血便有可能查出早期肝癌，这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如果不能被民众接受也是枉然，因此必须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于是，农歇时，村里大喇叭中总传出一个年轻而洪亮的声音：“查出甲胎蛋白阳性的人要及时复诊；肝癌早发现、早治疗，也是可以治愈的……”杨秉辉开始了最朴素的大众健康科普。 　　当年，杨秉辉带领一个医疗小分队在上海一些大型工厂中进行肝癌筛查。有一位姓朱的工人因甲胎蛋白为阳性，被安排入院接受进一步诊治。然而，这位工人由于心中恐惧，竟不辞而别，躲回老家。杨秉辉回忆：“当时通讯不发达，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便给他写信，向他普及早期肝癌可治的知识，劝他来院治疗。一个月里，我给他写了四封信，医院进行手术，切除肝癌，很快恢复健康，一直工作到退休。他逢人便说，是杨医生用‘十八道金牌’把我的命招回来了！”“我的‘金牌’就是医学科普。”工作中的切身体会让杨秉辉意识到，健康科普如春风化雨一般，潜移默化改变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医学需要高深的研究，但它还有服务大众的另一面。文革后，上海《科学大众》《科学生活》《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逐渐复刊。我找到了更有效传播医学知识的媒体。”杨秉辉说。 　　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医药顾问”（现改为“名医坐堂”）栏目开播。20年来，他利用余业时间在广播电视台录音话筒前将疾病防治常识、健康的生活行为，向听众们娓娓道来。同时，他也开启医学专家跨界担任嘉宾主持人的先河。 　　医院院长期间，杨秉辉动员医生们一起加入科普的队伍中来。当年，他推行在看诊后除为患者开具药方外，还发放一张免费的“健康处方”，提醒他们注意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以预防疾病。仲夏的夜晚，医院的孙中山像前举办“纳凉晚会”。他自己带头，医院各科专家成立一个科普讲师团，大家轮流主讲。在小广场上装上一个麦克风，就为在户外乘凉的市民带来一场接地气的健康科普讲座。这种方式颇受欢迎，不但附近的居民，甚至外区的居民也会来听讲。 　　50多年来，杨秉辉撰写科普文章千余篇，主编科普著作如《健康的逻辑》《健康的生活方式》等50余册。为使医学科普更具有可读性，他尝试将医学科普写成小说，使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中获得医学知识。“如今海量的健康信息触手可及，有需求的人会主动搜寻，而健康人群不一定会主动 　　年，年届八十的杨秉辉与时俱进，开了名为“医学科普文艺创作”的 　　笔走蜿蜒，岁月成章。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医学科普生涯，杨秉辉始终记着：医学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是促进民众的健康。 　　新民晚报记者左妍通讯员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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